住房教育成为户籍改革“硬骨头” 配套措施有待落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彬表示，户籍制度改革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地方层次的财政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与其实际规模或者和其地位相匹配的问题，背后是整个城市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户籍改革最难的是公共服务覆盖到常住人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覆盖户籍人口，这就需要从全国到地方进行一系列的财政体制改革，包括未来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等都需要跟上。”

　　跟进

　　配套措施有待落地

　　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每一个民众都能分享公共福利，并非一蹴而就。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成本是指为容纳新市民化人口，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维护投入、公共服务管理投入、社会保障投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性住房投入等。

　　学者们对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有不同估算。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测算，在未来2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70%的情况下，户籍改革成本累计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与民生直接相关支出的约16%。“实际上，如果考虑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净流出地区所带来的财政支出减少效应，全国层面的户籍改革成本应该更低。以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均等化为导向的户籍改革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屈小博表示。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全国人均为13.1万元。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1万亿元，这笔巨额支出将成为财政负担。不过，按学者陈金永的测算，如果分15年完成户籍改革，每年成本是北京奥运会的五分之一，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受。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曾表示，目前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对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部分进行了一定比例折算，已经体现了常住人口因素。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中，已经考虑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素，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办法，有效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兼顾

　　发挥政策分类和定向作用

　　专家认为，改革的最大考验并非在于财政投入总量，而主要是改革成本的巨大地区差异。

　　屈小博认为，30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户籍价值差异并不太大，当城市规模达到500万人以上，户籍价值会随着城市规模增大而大幅提高。改革成本前十位城市的累计成本占全国总成本的75%。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户籍价值高、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改革成本更高、改革负担较重。

　　汪德华也表示“我们改革的难点不在于城乡差异，而是区域差异。举例而言，广东省和河南省的差异要比同一个省内城乡的差异更大。如果河南农村人口转移为河南小城市的市民，改革的成本较小，而如果是河南的农民转移为广东的市民，差异是比较大的，财政成本增加的幅度相对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