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政府不会允许房产崩盘 房价调整也就这两年

　　他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导的机械化革命，第二次是电力引导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电网和互联网引导的信息革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等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信息技术革命跟前两次革命一样，最终必然要进到各行各业，要进到千家万户。企业要抓紧商机，抓紧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包括现在传统的制造业。”

　　吴敬琏：降低债务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刻不容缓

　　吴敬琏在演讲中强调，目前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化解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尽量不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之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

　　吴敬琏指出，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同时，经济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进入下行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销售不畅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企业偿债危机等。

　　吴敬琏分析道，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集中表现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即负债率太高，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就成为朝野关注的问题。”

　　学界和业界就此提出两种基本的处理方法：

　　第一种办法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

　　吴敬琏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升经济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使得投资者取得高回报。但是，用对企业进行补贴或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较高的增长率，将妨碍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补贴后，反倒会减弱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麻痹企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结构优化也会受到影响。”

　　他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使得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积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我本人倾向于采取第二种办法。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吴敬琏强调。

　　他称，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从199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来，但是过去一段时间，调结构主要由行政机关来主导，而不是靠比较完善的市场，所以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吴敬琏指出，这两种办法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都在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失灵的。

　　他举例说，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实际从今年二季度以来，刺激的强度并不小，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越来越短。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经济增长掉到了8%以下。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越来越短。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的显现，所以想依靠这种办法看来是没有太大希望的。”